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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清人看欧罗巴:将风水理论应用于世界地理

编辑:凯恩/2018-11-13 13:11

  然而,结尾时,徐氏以深深一叹,发人深省:“惜乎远在荒裔,无由渐以礼乐车书之雅化耳!”徐氏何以有此一叹?“淳古”为先王之道,“礼乐车书之雅化”乃周孔之教,所谓“雅化”,其欲将“憨勇”之民,化为“礼乐车书”文质彬彬之君子吗?其欲以百里之地行仁义,而王天下以造就一大同世界吗?“憨勇”之民,无“礼乐车书之雅化”,就用加尔文教来驯化,使加尔文成为新教教皇,使日内瓦成了新教罗马,重新竖起了异端思想的绞架。

  要废王,先要灭了“三纲”里的第一纲,这在当时简直不可想象。可徐氏居然想了,他这样想时,似乎没有障碍,仿佛先王之道也可以废王。

  中国传统,对于未来的预言,有两种依据:一是史,以历史经验为据,往往这样开头:“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……”;二是《易》,即阴阳数理,以天干地支的时空形式为标记,以阴阳八卦互动的数理方式来展开,因而是可以计算的。算什么?对人算命,对国算运,对王朝算气数。徐氏思维,还是史与《易》的方式,《瀛环志略》还是一部史与《易》之书,以史为表,以《易》为里,在历史的经验中,含有阴阳数理,在地理的描述中,荡漾出风水意识。

  法的精神国家化,就诞生了一个共和的国家罗马。因此,罗马对于文明的贡献,不是征服世界,而是罗马法。

  徐氏描绘欧罗巴,很简约,言其地形,于平土之中,容畜沧海,回环吞吐,与他壤迥异,言其土其物,曰膏腴丰阜,惟言其人,费词稍多。曰:“其人性情缜密,善于运思,长于制器。”

  当时,有一种文化观,叫做“西学中源”,由康熙帝倡导,清初就流行,以为“西法实窃取于中国”,例如,“地圆之说,本乎曾子,九重之论,见于楚辞”,还有《几何原本》,为“冉子所造,今在海外,而中国无之”……诸如此类,说法甚多,以此开了两眼一闭就能打发西学的先河。直至晚清,欧人操船炮打上门来,清朝派人去学,还要嘱咐一句:“即彼机器一事”,竭其智慧,亦不出中国范围。由此兴起洋务运动,只好回到认祖归宗。徐氏例外,他一头扎进西洋史地,去知根知底。

  “民废王”的传统,出自古希腊的亚德纳斯即雅典。在雅典,“民废王”是以缅怀哥德落斯王的名义进行的。徐氏于《瀛环志略》“希腊国”篇中曾言及此事:哥德落斯王为国捐躯后,庶民私议曰:“贤主不可再得,传之贪残,民且重困。”从此不立国王,而以执行官治事,乃和平演变。

  其人来中土也,操巨舟而“往来七万里,遂如一苇之杭”。故徐氏叹曰:“倘亦运会使然耶?”徐氏所谓“运会”者,只此一叹,别无多言,而读者应当在此处下功夫,犹如欣赏中国书画,笔法自笔墨中求之,而笔意却在留白里。古人著书亦如此,著之真谛,往往不在多言中,而在无言处,即言外之意是也。徐氏于此,以喟然一叹,提撕“运会”二字,一下就道出了《瀛环志略》的真谛。“运会”,乃瀛环之大风水,以今日而言之,则为“近代化”。“近代化”从欧罗巴来,欧罗巴在罗盘上位于“乾戌方”,“乾戌方”即西北方,风水学云“求财乾戌方”,所谓“运会”,即与欧人通商耶?以通商言之,当无不可,然此“运会”,自明中叶以来,闽广之人先得风气,“下南洋”、“下西洋”,早已趋之,又何劳徐氏重提?徐氏所言“运会”者,非“求财”也,乃“求圣”之谓也。“求财”下西洋,在明朝,那是“运会”,至晚清,通商已成大局,它已非“运会”。

  泰西之邹鲁

  中国历史上,惟有上古时代,尧舜之时,当得起“淳古”二字,那是先王之道的美学标志,徐氏以此极言瑞士民风,是对自由独立、民主共和精神的高度赞美。

  摩西和梭伦,是“二希”文明的代表。摩西代表上帝立法,缔造了希伯来的宗教文明,而梭伦则代表人民立法,缔造了古希腊的政治文明。这两种文明,有着共性,那就是法的精神。

  然而,在罗马,“民废王”以暴力革命。以往中国,虽有“汤武革命”之举,也有“载舟覆舟”之说,但那并非要废王,而是以新王取代旧王,其立场,恰恰出于做新王的革命理想。

  国不可无主,在中国,那是君主;在西方,则是民主。徐氏向往民主,因为民主是天下为公,符合先王理想,而君主是家天下,要用民本主义来设防。以民本主义思想,人民可以换王。但是,换的结果,并未削弱王权,反而以先王理想圣化了今王,而且圣王的花朵,往往结出暴君之果。

  罗马,不仅地盘大,而且寿命长,徐氏按“意大里亚列国”说:西方自有国家以来,惟意大里为一统之朝,开国于成周中叶,统一在西汉之中,分裂在东晋之末,宗社之墟,在明朝景泰年间。祚数之长,泰西无其比也。从周朝活到明朝,活了这样长的寿命,这应该归功于罗马法。

  徐氏以罗马与周相比,因为它们在历史上寿命都很长,而且都由西至东,分为东、西两时期,西周和西罗马相似,东周和东罗马相似。而“罗马之东都”君士但丁,则比于东周洛邑。还说“泰西远隔神州,礼乐车书之化,无由渐被。而在彼土言之,则此数千里者,固商周之耿亳、豳岐,声名文物之所萃也”。“耿亳、豳岐”,为商周本土,徐氏的意思,以为罗马文明犹如“商周之耿亳、豳岐”,是自发的,非他源的,先以“泰西远隔神州”,排除了源于中国说,与清初以来“西学中源”唱反调。

  罗马行法治,王权被废,徐氏说:民废王,选贤者二人执政,立公会以治事。执政每年一易,由是国无王而势日强盛。在“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,率土之滨,莫非王臣”的中国,敢说“国无王而势日强盛”,居然赞美“民废王”,这岂不是对君主专制的王权主义的“君君臣臣”的否定?

  瀛环大风水

  罗马像周朝

  英官李太郭尝与徐氏言:“欧罗巴文士游学者,不于希腊,即于犹太,盖泰西弦诵之区也”。“弦诵”,是“弦诗三百,诵诗三百”的简称,所谓“弦诵之区”,就是文明的核心区。又说:“雅典最讲文学,肄习之精,为泰西之邹鲁。”雅典是古希腊文明的核心,其地位,徐氏以为恰如孔、孟故土“邹鲁”。故自古至今,西方学者,无不游学希腊,未游学于额里士即希腊,“则以为未登大雅之堂也”。

  彼“西北”者,乃秦、汉以来,以中原为本位的中国式天下观之“西北”,而此“西北”者,则是基于全球一体化的“西北”,指欧亚大陆之欧罗巴,而“东南”则为中国。徐氏指出,“欧罗巴一土,以罗经视之,在乾戌方,独得金气”,他居然把欧罗巴放到“罗经”上来看,看瀛环大风水。

  西洋立国,自有根基。徐氏按土耳其国三土,指出:其东土,创辟最早,巴比伦建国于前,西里亚即叙利亚代兴于后,犹太在此立国,以色列之族,由此兴焉。其西土,为希腊开基之地,西国之剖启昏蒙,实由此土。于此二土,兴起“二希”文明,一曰希伯来,即犹太,另一曰希腊。

  以罗马为共和国,他有古史为据,《后汉书》云:大秦国在地中海西,亦云海西国,“所居城邑,周围百余里。置三十六将,皆会议国事。其王无有常人,皆简立贤者。其人民皆长大平正,有类中国,故谓之大秦。”徐氏“考之泰西人所纪载”,以为罗马都城最大,与汉书之“周围百余里”相合。又罗马自努马七世被废后,“不立国王,选贤者居高爵,立公会以治事”,与汉书之“王无常人,简立贤者”相合。因此,意大里即大秦无疑。然而,《后汉书》里,没有“民废王”三字,此乃徐氏特标举之。

  书中,徐氏论瀛环大势,即以“天地之气,由西北而通于东南”言之。此言,似与中国历史传统经验的“得西北者得天下”相似,但此“西北”非彼“西北”,是一个世界观的西北。

  晚清士人还囿于“西学中源”,徐氏已悄然进入文化比较领域,他称“二希”文明的领地为“泰西弦诵之区”,称雅典为“泰西之邹鲁”,这样一比较,就以中国传统来标识西方文明了。

  徐氏告诉我们,罗马帝国到底有多大:往北拓土于日耳曼诸部,至波罗的海;向南征服阿非利加北部的北非各国;西并佛郎西即法兰西、西班牙、葡萄牙,至大西洋,跨海至英吉利三岛;东辟希腊诸部以及希腊化世界的西亚,纵横千万里,跨越欧罗巴、亚细亚、阿非利加。西、东罗马帝国,适于汉、唐帝国同时,虽然帝国的本质要求“边外弱小诸部,皆修贡职为臣妾”,但罗马帝国还是同汉、唐不同,它没有形成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的国家。而是“建都城于罗马,诸国仰之如周京”。“周京”,即周朝都城。可罗马帝国,并未像周朝那样搞分封制,也没有像秦汉那样搞中央集权,治理如此大帝国,靠什么?靠法。

  佛氏之支流

  “二希”文明的另一支——希伯来文明,也在罗马时代发扬起来。

  “运会”,伏于趋势将成未成之际,言之者,颇有先知意味。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先知,徐氏没有用“西化”的眼光来看西方,而是用了中国传统的“圣化”来看,因此,他看到了一种大同“运会”——人同此心,心同此理,理同此圣。

  不过,对于耶稣之教,他还是认可的:耶稣“戒淫戒杀,忘身救世,彼土崇而信之,原无所谓非”,但是,如“必欲传其教于中土,则亦未免多事”。中土西土,各有其主,中土之教未能行于西土,西土之教也别来中土打搅。更何况天主教本身,就充满了混乱,会带来战争。徐氏指出,自罗马亡于蛮族后,教廷统治西土,教王擅权,诸国悉听其令,有不从者,国被征伐,主被弑杀,数百年间,无敢违者。

  如果我们往前追溯一下,那么殷周之际的革命,也是吴太伯先起事东南,而由文、武、周公收成于西北的,再往后延伸,还可举出例子。由此看来凤凰娱乐(fh643.com),它或许具有某种规律性,我们不妨把它称之为历史学的“太史公定律”。

  这样搞宗教王权主义,徐氏很不以为然。所以,他紧接着,就谈到了欧洲近代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:明初,有日耳曼人路得者,谓天主教误解耶稣,以刑戮强人入教,乃异端邪说,非耶稣本旨。于是,重译耶稣之书,别立教规,称耶稣为救世主,名其教为耶稣教。教王大怒,命诸王捕杀耶稣教人,由是君与民因分教相杀,国与国因分教相攻,“数百年来,西土之民,肆市朝、膏原野者,不知几百万,皆因争教而起也。”

  徐氏乃喟叹曰:“余谓,耶苏之立教,以救世也。乃诸国因分教之故,而残杀不已。耶苏而有知也,其谓之何?”徐氏之于“二希”文明,更倾向于希腊“天下为公,人民共和”的理想,他认为,这与中国先王之道相通。而希伯来文明的天国理想,则被视为“亦佛氏之支流别派”……

  至于奉耶稣之教者,不祀别神,不供祖先,徐氏“揆其大致”,以为“亦佛氏之支流别派”。然而,“欧罗巴远在荒裔,周孔之教所不及”,佛氏之支流又如何能及?徐氏于此别开歧义。

  其人制器,一曰“金木之工,精巧不可思议”;二曰“运用水火,尤为奇妙”。火器之用,创自中国,其人仿之,然“铸造之工,施放之敏”,已独擅其妙;其人造舟“尤极奥妙,蓬索器具,无一不精”;其人航海,“测量海道,处处志其深浅,不失尺寸”,故能“越七万里而通于中土”。

  徐氏叙述耶稣传教和受难,言其以天为父,以己为天父之子,降生以救世。又曰耶稣,以“灵魂为重,躯壳为轻”,躯壳时至而毁,灵魂历劫不磨,“修道之人”,能“升灵魂于天国”。

  宗教改革以后,许多受迫害的加尔文教徒投向瑞士,他们从法国奔向日内瓦,来者多为手工艺匠,瑞士钟表工业由此而兴;法国革命以后,法国贵族也纷纷来到日内瓦,开办私人银行,为法国资金流入提供保障。这一“银行秘密”,大概也吸引了拿破仑,徐氏因此而提到拿破仑入侵。嘉庆三年,拿破仑曾凤凰娱乐(fh643.com)以兵力强取瑞士,并将其改为19个州。后来,拿破仑战败,维也纳会议重新划分欧罗巴版图,将瑞士增至22二州,并以之为中立国。徐氏的朋友,花旗人甘明,尝游瑞士,他向徐氏介绍瑞士,“极言其山水之奇秀,风俗之淳古”,总之一个字,就是“美”!不仅山水美,而且风俗“淳古”。

  近代以来,将这一定律用于世界史研究的,首推徐继畬的《瀛环志略》。

  于是,接着换王,通过换王,使各朝之王,都走向先王理想,原以为敞开了通往圣王之路,没想到开了改朝换代之门,反而背离先王,每况愈下。如此换王,还不如废王,以民主制坐实民高于君,以共和国担待天下为公。当然,徐氏没有这样写,但是在他的字里行间,却有这样的留白。

  徐氏还以道家口吻,称希伯来文明的先知摩西为“至人”,说他“示十诫以训民……是为西土立教之始”。对于希腊文明,他在“泰西人纪希腊古事云”中,谈起梭伦,先赞美梭伦“以德服人”,又言其立法,使“国人大悦”,还转述了由梭伦立法开创的民主政制:“复建议事厅一,法制司一,以资财之多寡,分齐民为四等,每等百人。有兴革,则集议于议事厅。法制司设品官,定员数,选才德出众者领之。发号令,定刑赏,皆由法制司。”其效果如何呢?他以“区画精详,舆论翕然”八个字,作了总结。

  我们知道,太史公在《史记》里有一句名言,叫做“事起于东南而收成于西北”,他这句话,本来是冲着秦、汉两朝说的。战国形势,便是齐、楚先兴起于东南,而后由秦收成于西北,兼并了六国;楚汉相争时,也是楚先起事于东南以亡秦,然后,汉据秦地以制楚,而收成于西北的。